鲁益师年轻时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亲身经历残酷战争的洗礼。1940 年，纳粹德国对英国发动大规模空战，他再次目睹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破坏和痛苦，遂于1942-1944年以战时广播的形式向深受战争之苦的平民百姓讲解基督教信仰，这一系列广播稿最终汇集成“Mere Christianity”一书。
这本经典的基督教护教作品目前至少存在两个中文译本：《纯粹的基督教》和《返璞归真》。单就书名而言，前者是直译，后者是意译，都相当贴切，但仔细推敲，两者都值得商榷。鲁益师原书的内容是在阐明基督教信仰的最大公约数，即，基督教历代各教派所公认的、共通的、或核心的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讲，用“纯粹”似乎有点绝对，那些没有被本书提到的教义未必就不属于“纯粹”的基督教。另一方面，返璞归真一词的意思是指除去外饰，恢复原来的质朴状态。本书诚然是在劝人返璞归真，皈依基督教，但“璞”字既掩盖了基督已经成就的那种“全新人性”的光辉，也遮蔽了基督教在黑暗世界正在发出的华彩。
再三斟酌之后，我将这个新译本定名为《大道至简》。原因有三。其一，“道”字是对《约翰福音》中“道成肉身”一词的回应。希腊字 “logos” 本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亚里士多德用这个字指一段推理的“对话”，古希腊斯多葛哲学流派用这个字指万物运行变化的神圣原则。与耶稣同时代的犹太哲学家斐洛（Philo, 20 B.C.–45 A.D.）认为，“logos”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神通过它来管理世界。因此，“logos”这个字的抽象涵义已经被当时的人们所熟悉。而《约翰福音》则更上一层楼，直接用它来指永恒之神话语的权能、今在昔在永在的基督、“披戴肉身”的耶稣。其二，百余年前，中文圣经的译者将“logos”这个希腊字翻译为“道”，不仅传神而且有智慧，让人不由得联想到中国哲学的巅峰之作——老子的《道德经》：“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至繁”。大道，道之大者也；大道这个词正是为基督而预备，唯有基督才是至尊至大的道。鲁益师自己对《道德经》也是推崇备至，以至于他在另一本书“The Abolition of Man”中，直接用 Tao（汉字道的读音）来指代那位恩泽万邦的独一真神。庄祖鲲牧师在《说禅论道》一书中也曾对老庄之说中的“道”字与《约翰福音》中的“道”字做过对比分析。历世历代，神都会以不同的方式通过具有不同恩赐的人向世人显明他自己，并且神所造的自然万物原本就带着神的亲笔签名，因此有识之士并不怀疑老子能够通过对大自然的冥思得以窥见一些终极的真理，只不过他终究是雾里看花，老子眼中的那个“道”即使指向真神却仍是“未识之神”。其三，“至简”是简明的简，不是“简单” 的简。基督教的核心教义被鲁益师以一种“至简”的形式，简明扼要地向世人娓娓道来。但是，基督教其实并不“简单”，真道“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 （马太福音11：25）。基督教宣称要告诉人们关于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它位于这个摸得着、听得到、看得见的世界的背后，因此它注定是深奥难懂的。好在基督亲自将它显明。神的时间一到，他便以世人唯一能够理解的方式“道成肉身”，将自己以至简的形式活化在世人面前。人们踏上基督之路，唯有靠着持久的信心才能刚强壮胆，唯有靠着不灭的盼望才能峰回路转，唯有靠着舍己的爱才能抵达标杆。
《大道至简》全书共有33章，分为四卷。卷一、卷二让人明白为什么有神以及基督徒所信的是谁，最适合慕道友。卷三让人明白基督徒的操守，最适合初信归主的基督徒。卷四尤其适合信主多年的基督徒操练内在生命。整本书对道理的讲解深入浅出，对问题的讨论清晰生动，是基督徒系统性传福音的极佳装备。
第一卷《道德律源头探微》以人性律入手。原来每个人的心中都珍藏着一封家书，其中正是人的是非之心。其内容虽然与摩西十诫不尽相同，却都是出自同一位至善之神，都有他的亲笔签名。基督教归根结底会给人一种无法言喻的平安，但基督教并不是从平安开始的；它始于人们心中的不安——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做却总是屡战屡败。具体来讲，第一卷谈到一个掌控宇宙的东西，它在我们里面表现为一个律，这个律敦促我们做正确的事，当我们做错的时候这个律会让我们觉得自责和不舒服。这个律就是道德律或者说人性律。人人都相信道德律的存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事实上，人们是如此相信品行标准，以至于人们会严厉指责别人的不良行为，也会为自己的不良行为寻找各种借口。那个掌控宇宙的东西就是上帝；他对正确的行为非常感兴趣——公平、无私、勇气、信实、诚实和真实。这些你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做得完全，因此你可能希望他是良善的，能对你网开一面；但同时你又深深知道，他对不良行为若不是真的厌恶，他就不可能是良善的。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可怕困境：如果宇宙不受至善上帝的支配，那么我们所有的努力终究都是无望的。 但如果宇宙受到至善上帝的支配，由于我们每天都在与那个至善的上帝为敌，因此我们还是陷在无望的境地。离开了这个上帝我们无望，有了这个上帝我们还是无望。 上帝是我们唯一的平安，但同时也是我们极大的恐惧；它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也是我们最想躲避的东西。 他是我们唯一可能的盟友，而我们却与他为敌。天啊，出路究竟在哪里？
第二卷《基督教信仰》谈到基督教的核心信仰。耶稣自己愿意代人受过，这种事若出于爱心我们尚可理解，但耶稣竟然对人说他们的罪已被宽恕，他怎么可以不和真正的受害人商量就擅自做主原谅那个加害人呢？基督之死为何能替所有人偿还罪债呢？鲁益师会对这些问题剥茧抽丝，再将细丝织成云锦，对着阳光指给你看那丝丝入扣的纹理。有关基督之死的简明版本是这样的。首先，道德显明人类的败坏，与至善的神格格不入。我们必须通过悔改才能与神和好，这是我们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而悔改就是意识到自己走错了路，向神投降并准备从头开始重新出发。但是，我们的“败坏”使得我们需要悔改，可它同时也让我们丧失了悔改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投降、受苦、屈服、受死。问题是，神只能分享他自己拥有的东西，可“投降”这个东西是神性所没有的。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至善的神性与可以投降、受死的人性融合在一个人的身上——这样的人就可以帮助我们。因为他是个人，他可以百依百顺、受苦、受死；因为他是神，他可以完美地做到这一点。换句话说，只有神成了人，他才能帮助我们完成这个降服的过程，替我们偿还罪债。我们只有凭着信心归入“基督的死”，我们才能与神和好。换句话说，基督道成肉身，是真正的王者归来；基督的舍己为人，是完全的舍己，他舍己“降卑为人”是为了全人类，他舍己“走上十架”更是为了全人类。
第三卷《基督教美德》提出了许多实际问题。比如，教会应该如何给社会带头？我们应该奉献多少才合适？我们是否非常确定自己不会像希特勒那样坏？为什么现代人会失去对“完全贞洁”的希望？如果家中必须有个头，为什么是男人呢？爱你的仇敌是否意味着不用让他受到惩罚？基督徒士兵应该上战场杀敌吗？因被人称赞而高兴，这是不是骄傲？自己知道应该爱神爱人，可为什么自己找不到那种爱的感觉？永远在天堂里唱赞美诗，这会不会太无聊？为什么说去教会和每天的读经祷告必不可少？带领基督徒回家的是善行还是对基督的信心？你会在书中找到这些问题的解答。有些答案会让你豁然开朗，有些答案会让你如释重负。大致来讲，本书将道德分为三个方面：社会公德，个人品德，以及基督教美德。书中谈到四种基本的个人品德：审慎，节制，正义和坚韧。社会公德只归结为一条，就是爱邻如己，就是“已所欲，施予人”，这是新约的黄金法则。书中谈到七种基督教美德：贞洁、婚姻、宽恕、谦卑、博爱、盼望、信心；其中，博爱、盼望、信心，这三种又被称作“神学美德”，就是《歌林多前书》13:13所讲的信、望、爱。基督徒的爱，无论是对神还是对人，都不在于“爱的感觉”，而是出于意志。谈到盼望，鲁益师说，我们永远不要把尘世的祝福误认为是真正的幸福，我们必须让自己对真正的国度保持活泼的盼望，必须向着那个国度勇往直前并帮助别人同奔天路。信心有两种。第一种是信念——接受或承认基督教的教义是真实的，并始终不渝。第二种是信靠——因着对自我努力的绝望进而把一切都交托给神。基督徒现在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要得救，而是情不自禁地想要行善，因为你的内心已经闪起天堂的第一缕微光。
第四卷《基督教神学初步》指出，神学教义就像一张地图，是基于千百名与神真正接触过的人的经验绘制而成。如果我们想走得更远，就必须使用那张地图。第一个神学教义是“生造有别”：基督是被生的，而人是被造的。神所生的是神，而人至多是神的雕像或照片。第二个神学教义是“三位一体”：当一个平凡的基督徒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三位一体的整个三重生命实际上都在同时工作——神既是他祷告的对象（圣父），也是他里面正在推动他祷告的原动力（圣灵），还是通向那个目标的道路或桥梁（圣子）。第三个神学教义是“生命传播”：基督是神的儿子。 我们若能分享基督的生命，我们也会近朱者赤，成为神的儿子。第四个神学教义是“出死入生”：圣子道成肉身，就是要治死人类的罪性（贪婪、嫉妒、诡诈、骄傲）并复活成就全新的人性（贞洁、善良、信实、谦卑）。在四个神学教义之后，鲁益师又给出了几个属灵操练技巧：弄假成真、完全交托、全然成圣、超越至善。读过之后你会大呼原来如此！原来圣灵一直在圣父与圣子的双人舞中激情如火，原来“神的超越时间”可以如此让人茅塞顿开，原来“人的完全交托”可以如此让神点石成金，原来天生善良的人和生性冷漠的人都是神的宝贝，原来神命令我们“弄假成真”，原来神喜悦我们“近朱者赤”，原来不是“死而后已”——人死之后万事皆休，而是“死而后己”—— 人死之后才能做真正的自己，原来我们“止于至善”不会令神满意，原来我们“随主重生”才能讨神欢喜。
本书最后一章涉及到进化论。鲁益师采用了一种能让进化论者听懂的语言来谈论基督教——基督已经迈出了人类进化的下一步，我们只有跟随基督，在他里面不断长进，完全放下自己，才能最终找到新的自己，从一个被造物变成神的儿子。因为许多基督教学者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对圣经“神创论”的冒犯，有些读者可能难免会对鲁益师的措辞和阐释感到惊讶或心中生疑。因此，我们有必要以鲁益师作品的写作时间为线，来梳理一下他在进化论上的“进化”脉络，澄清一下他对进化论的态度。
鲁益师在1929年从无神论者转而相信神，那时他称自己是“全英格兰最沮丧、最不情愿的皈依者”。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并没有觉得需要立即放弃进化论。在《痛苦的奥秘》（The Problem of Pain, 1940）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当时愿意接受几乎所有的进化论观点，只要它们不违背圣经对人类堕落的教导。《大道至简》一书是基于鲁益师在1942–1944期间对平民大众的广播稿；他对萧伯纳和柏格森所持的“创造进化论”进行了嘲讽——“生命力是一种驯服的上帝。你可以在需要时打开它，而它又不会给你带来不便。它具有宗教一切的激动人心却又不用你付出任何代价。这样的生命力，难道不是世人登峰造极的痴心妄想吗？” 鲁益师指责说，他们试图将某种外在的“使命感”灌输到盲目的进化论中，同时又极力否认那是出于神的引导。从本书的最后一章可以看出，此时的鲁益师对 “由神主宰”的进化论明显持开放态度：他相信人类有可能是从低等动物进化而来，但这必须在神的引导之下（即，与神创论并不矛盾；神感动基督徒做事，神当然可以利用大自然做事），因为人的理性和道德绝对不可能从盲目的进化过程中产生。我们看到，这种“进化式”神创论包容了物种进化的可能（因为这也许就是神的创造方式，人岂能恻透）。1944年，伯纳德·艾沃斯请鲁益师在一封 “反进化式神创论” 的宣言上签名，他在12月9日的回信中写道， “我的观点很明确，我不会反对也不会捍卫进化论。我认为，即使进化论是真的，这也不能动摇基督教。你希望我在我此后所有的护教学作品中都加入反对进化论的论点，我不得不将此视为一种诱惑；我不愿在一个错误的问题上进行战斗，并且我拥有的唯一武器也极不适合那个战场。”
在1950年代初期，鲁益师对进化论的开放态度有所动摇。在一场晚宴上，人们谈到“你想在天堂见到谁”这个话题。有人说想见到莎士比亚，有人说想见到保罗。鲁益师说他想见到亚当。他解释道，亚当是第一个有知识有身份的人；在伊甸园，他一人代表了全人类，在神的花园，他 “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亚他那修说“他具有神的眼光，能够远远看到永恒的神性和圣言将要成就的事”；安布罗斯说他是“天堂的珍品”，他曾经从神那里吸入生气，常常与神“面对面”交谈。其中一位名叫海伦的客人对十七世纪英国哲理诗歌具有浓厚的兴趣，她大胆反驳说，假如亚当真的存在，那么他就像尼安德特人那样的类人猿，他的谈吐必定无聊透顶。当时鲁益师粗声粗气地回了一句“看来在座的有一位达尔文的门生”。鲁益师在1954年3月4日写给多萝西·塞耶斯的信中有一首题为《进化颂》的讽刺诗，对流行的进化论极尽讽刺挖苦。这首诗开始是这样的：
带路吧，进化论，为我们带路
踏上那通向未来的无涯阶梯
粉身碎骨吗，斩草除根吗，来吧
因为一旦停下步伐，就落入无望的困局
暗中摸索也要向前，盲目揣摩也要进步
就把我们带进，带进那虚无之地。
后来，在《神迹思辨》这本书（Miracles，1947年初版，1960年修订）中，鲁益师又从哲学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了进化论在解释人的理性和道德上的苍白和荒谬，这可以说是鲁益师对进化论的最终态度。总之，进化论作为一个物种起源的假说，虽然它目前以科学的名义和不科学的手段霸占学校的讲坛，但其真假并无定论，有支持它的理由，也有反对它的证据（比如，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即使物种进化论是真的，这也不能证明整个进化过程不是在造物主的引导之下进行。我们所说的亿万年之久在神那里比一瞬间还短。显然，如果神愿意，他完全可以用他第五日所造的东西为工具进行第六日的创造，也完全可以用他上一刻造好的东西为工具进行下一刻的创造（出自同一个创作者的作品具有一致的风格，这难道不是司空见惯的事吗）；并且，如果神愿意，在万物被造完毕之后，神也会乐意看到大自然通过“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方式让一个物种逐渐改善某些习性以适应环境。因此，基督徒完全没有必要对纯粹的生物进化论抱有敌意。当然，激进的达尔文主义将生物进化论抬举到进化主义的高度，试图用进化论来解释宇宙的一切，这才是基督徒要坚决嗤之以鼻的。
《大道至简》可以说是基督教的简明读本，旨在引导人们“登堂”。在大堂里环视，你会见到多扇门，入室，你才能更深地认识那位生命之主。人的道德良心诚然是出于至善的真神，但“止于至善”却不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也不应成为我们人生的追求。善良、完备的人格是一件极好的事情，但善良不是神造人的目的。神子道成肉身不是要将我们这些被造之人变成更善良的亚当，而是要将我们从那种“被造”的外在生命转化成“被生”的内在生命，要让我们超越人性上的至善，进入至善之源，成为基督意义上的新人。即使是最软弱、最不堪的人，在神手中也会变成一个光彩夺目、光华四射的“小基督”。
西门侧耳——2023年7月10日于圣地亚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