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像卡尔·马克思那样严谨的决定论者，他在描述资本主义社会时所用到的术语，有时诚然会让人联系到社会物理学的问题，但有时他也会诉诸于一种尖刻的蔑视，人们只能从道德责任中去猜测其意图。
雷茵霍尔德·尼布尔《基督教伦理》第3章
有些人认为逻辑思考是最死板、最枯燥的人类活动，因此他们可能会排斥我在上一章中赋予逻辑思考的特殊地位。 但我们必须把逻辑思考，即理性推理能力，作为论证的关键，因为在人类智慧提出的所有诉求中，唯有“推理必须可靠”这一点是自然主义者无可否认的，否则他便是自绝经脉；这与前面所讲的“人们无法为 ‘不存在证明’ 提供证明”是一个道理。当然，倘若你想把所有的人类理想视为幻想、把所有的人类之爱当成生理的附属品，你尽可以否认理性推理的可靠性。你这么做还不至于陷入明显的自相矛盾和胡说八道。但是，你这么做是否会让自己显得极端的蛮不讲理（即，接受一个没人会真正相信的思想观念），那就另当别论了。
人们除了能思考事物的真相，还会做出道德判断：“我应该这样做”，“我不该那样做”，“这是好的”，“那是坏的”。关于道德判断存在两种观点。有些人认为，人们做出道德判断的时候并非凭借自己的理性，而是在使用某种不同的能力。其他人则认为人们的道德判断是基于理性。我个人赞同第二种观点；也就是说，我相信一切道德判断所依赖的基本道德准则都是通过理性获得的。“人不可为了自己的快乐而牺牲邻居的快乐”，对此我们无需解释便能“心领神会”；同样，“与同一事物等价的两个事物也彼此等价”，对此我们也能“不证自明。” 对于这两个公理，如果我们无法提供证明，那不是因为它们不合理，而是因为它们都是自明之理，是所有其它证明的依据。它们以自身的光芒显明其内在的合理性。正是因为所有的道德规范都是建立在一些不言自明的基本准则之上，当我们提醒一个人要端正自己的行为时，我们才会对他说：“保持理性。”
但以上只是一个小插曲。就我们目前的话题而言，你对道德判断持有何种观点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注意到道德判断就像理性一样也让自然主义陷入了同样的困境。就像其它所有的争论一样，在涉及道德的争论中，人们总会运用这样一个原则：如果其他人的观点能够完全归结到某种非道德、非理性的起因，那么他的观点便毫无价值。两个人在断定善恶时若出现分歧，我们很快就会听到这一原则正在发挥作用：“他相信个人财产是神圣的，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百万富翁”，“他相信绥靖主义，因为他是一个懦夫”，“他赞成体罚，因为他是一个虐待狂”。这样的奚落通常并不真实，但一方的凭空捏造马上会引起另一方的激烈反驳，这件事本身已经将他们所使用的原则表露无疑。争论的双方都不怀疑，如果那些奚落是真的，争论便已经分出胜负。在现实生活中，没人会理睬那些可以朔源到非道德和非理性起因的道德判断。弗洛伊德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利用这一点对传统道德规范进行攻击——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所有人都接受这个原则。
显然，如果某些具体的道德判断遭到诋毁，整个道德判断便必然会全军覆没。一旦人们所持有的那些“应该”和“不该”的想法可以完全归结到非理性和非道德的起因，那些想法便全都成了错觉。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自然主义者如何解释他们那种“错觉”的产生。化学反应产生生命，生命又在自然选择的调教下产生意识。那些有意识的生物以一种方式生活时，会比以另一种方式生活的同类活得更长。生命越长，就越有可能生育后代，它们的行为模式就会通过继承（有时也包括教导）传递给下一代。依照类似的过程，每个物种都能建立起一种自己的行为方式。具体到人类，刻意的教导在人类行为方式的建立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那些特立独行的人也会被自己的部落杀死，这会进一步加强那个部落的行为方式。此外，古人还发明了据说会惩罚离经叛道者的各路神明。经年累月，人们就对“顺从”产生了强烈的神经冲动。但这种冲动经常会与其它的冲动产生分歧，于是就出现了心理冲突。为了表达这种冲突，人们会说“我想做A但我应该做B”。
至于人们为什么要在生活实践中做出道德判断，上述解释是否说得通我们不予置评，但无论如何，它却没有解释人们如何才能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事实上，它恰恰排除了人们做出正确道德判断的可能性。 因为当人们说“我应该”时，他们当然觉得自己不仅仅是在述说个人的切身感受，而是在表述一些有关所提议的行动的真正道德价值。可是，按照自然主义的说法，“我应该”就类同于说“我感到痒”或“我觉得要生病了”这样的话。当一个人说“我应该”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会回答说，“是的，你是对的，那正是你应该做的，”或者说，“不，我认为你错了。” 但在一个自然主义者的世界里（如果自然主义者在离开学校之后仍然能记得他们的哲学），唯一合适的回答将是，“哦，是吗？”一个自然主义者所有的道德判断其实都是在陈述个人的感觉，可他却误认为自己是在表述某个行为的真正道德价值（而这在自然主义者的观念中其实并不存在）。
我在本章开始已经承认，自然主义并非是明显的自相矛盾。如果一个自然主义者愿意，他可以厚着脸皮硬撑下去。 他可以说，“是的，我完全同意世上本无对错之分。 我承认，没有任何道德判断可以是‘正确的’，因此，没有一种道德体系可以比另一种更好或更差。所有的善恶观都是幻觉，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神经冲动对外部世界的投影。” 确实，许多自然主义者都乐于这么说。
既然他们这么说，总要做到前后一致才好！但幸亏大多数真正的自然主义者自食其言，没有一以贯之。在他们刚刚承认善恶都是幻觉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又在劝告我们要为了子孙后代而工作，教育、改革、财政、生死，一切都应当为了人类的福祉。像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先生这样才华横溢的自然主义者，正是怀着满腔的热忱为此奋斗终生。他写的那些关于螺旋星云、原子和穴居人的书真的会让你感觉到自然主义者在宣称人们有获取知识的能力，这难道不令人称奇吗？同样，自然主义者所写的那些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的书也真的会让你相信：他们认为一些好的想法（例如他们自己的想法）在某些方面比其它的想法更可取，这难道不令人称奇吗？因为他们写作的时候完全不像某些盲目的自然主义者那样只是记载个人的感受（比如，“虽然有些人更喜欢苦啤酒但他们个人则偏爱淡啤酒”），而是义愤填膺地宣扬善行、谴责恶行。然而，如果威尔斯先生所说的那些带有“应该”的言论，与西班牙独裁政权领袖佛朗哥所说的那些带有“应该”的言论一样，都是出于大自然赋予他们的神经冲动，并且两者都无关任何客观的对错，那么他们的满腔热忱究竟从何而来？在他们写作的时候，当他们告诉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时候，他们是否还记得，在他们所鼓吹的自然主义里“应该”和“更好”这两个词所指的只是一种神经冲动，而这种历经大自然毫无理性的调教而幸存的冲动，就像呕吐或打哈欠一样没有对错之分吗？
我认为，他们确实会有忘记的时候，而这时反倒是他们的高光时刻。他们持有的观念排斥人类，却不妨碍自己继续做人。当他们看到社会不公时，立刻会把所有的自然主义都抛诸脑后，像人一样说话，像天才。在那种时刻，他们的良知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思想。
但在其它时候，我怀疑他们相信一种不切实际的逃脱困境的方法。它大致会以下面这种方式操作。他们会自言自语地说，“啊，是的，道德（或‘资产阶级道德’或‘传统道德’或诸如此类），道德就是一种虚伪。而我们却发现了哪些行为模式可以有效地保护人类的生命，这些行为模式正是我们极力向你推荐的。千万别把我们误认为是卫道士，我们与道德哲学各自为政、两不相犯”……就好像这会帮助他们逃脱困境。这兴许会有所帮助，只是我们要承认两点：首先，生比死好，其次，我们关心我们后代的生命，应该不亚于关心我们自己的生命。可这两个都属于道德判断，就像所有其它的判断一样，自然主义对它们的解释过于牵强。人们多少都会受到大自然的调教，因此确实会萌发珍惜生命之念、怀有老牛舐犊之情。但是，自然主义者却纠正我们说，这些感觉并不是我们对所谓的“真正的道德价值”的洞察。如果真是这样，既然我知道我为后代服务的神经冲动与我对奶酪的喜爱是一样的——既然它的高尚藉口已经被揭露为虚伪——你认为我还会在乎它吗？当我为后代服务的冲动碰巧变强的时候我可能会服从它。但当那种冲动变弱时（自从自然主义者向我解释了它的实质之后，它已经变得相当弱），我宁可把钱投到奶酪上。现在既然我已经知道了两者的本质，我就没有任何理由试图激发并鼓励一种冲动而不是另一种。如果自然主义者在星期一摧毁了我对道义良心的所有崇敬，他就不能期望我在星期二对道义良心仍然怀有敬意。
陷入困境的自然主义已经无处可逃！如果我们要继续做出道德判断（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我们实际上都会继续这么做），我们就必须相信人的道义良心不是大自然的产物。它只能是衍生于某种绝对的道德智慧，一种绝对“独自存在”的道德智慧，而不是产生于非道德、非理性的大自然。 正如上一章的论证引导我们承认人类的理性思想具有超自然的源头一样，这一章的论证引导我们承认我们的善恶观也有超自然的来源。 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对神有了更多的了解。为了表达这一新的认知，如果你认为道德判断与理性推理不同，你可能会说“我们现在知道神除了理性之外至少还具有其它的属性”。如果你像我一样认为道德判断是理性的一种，你就会说，“我们现在对神圣的理性有了更多的了解。”
有了这些，我们已经万事俱备，可以开始讨论我们的核心问题了。但在此之前我们最好稍作停顿，先来考虑一下可能已经在读者心中涌现的一些疑虑或误解。
